承包制在农村曾经获得的成功,使它在企业的体制改革中得到复制;然而三十多年之后,承包制已经不再被追捧。在从建筑业独立出来不久的混凝土企业——陕西中色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里,其对职工食堂的管理,甚至有某种“大锅饭”的影子。当然,这是在企业文化受到重视,团队精神得到体现之后,新的管理方式对当初“大锅饭”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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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上看到一组“混凝土搅拌车也有杯具的时候”,联想到此前连续两天看到两起混凝土罐车的事故报道,心有余悸。联想到此前西安拉土车的狂奔几乎形成了一种公害,这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不能使混凝土罐车重蹈拉土车的覆辙,重走形成乱相后再治理的老路,成为拉土车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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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娃之争中,中方股东打民族牌使纷争升级,人们记忆犹新;国美集团内部的控制权之争鱼死网破,腾讯和360之间恩怨发展到有他没我。这种政治化操作能否获得舆论的支持存在变数不说,也不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在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中,吕不韦组织的一次商战就可以使我们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商战商决”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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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式管理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其实,企业要不要进行中国式管理,完全取决于实践需要。即要看即定的管理模式、管理工具和制度、决策,在执行中是否出现了扭曲,而且是受中国文化制约的扭曲,即中国式扭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校正,就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管理。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式扭曲,而并非是否适用中国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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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现在中国的股市不是什么政策市,而是政策博弈市,宏观调控从紧它就降宏观调控宽松它就涨。但是国庆节后股市的一片大涨似乎动摇了我的看法。因为投鼠忌器的房地产二次调控政策国庆节前出台,实体经济应当感到受打压才对;与这种政策相博弈,表现在股市上,本当以“绿”为主。而事实上是在翻“红”,一周大涨8、49%,对房地产二次调控政策做出了积极的响应。难道股市上的庄家真的是从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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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级债这只“蝴蝶”煽起的金融风暴,商业层面上看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深层次上当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当初在借用思维的盛宴上就演绎出了资本运作的一个个“神话”;因此当我们反思经济全球化问题时,不能忽视其中的借用思维之殇。如果不能在借用思维上拨乱反正,将难免重蹈金融危机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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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强调本土化当然是必要的,但也不能绝对化;克服重土安迁的“智障”,对于建立学习型组织也是十分必要的。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并非简单地将党组织转变为一般的学习型组织;相反,党的组织建设应当为学习氛围的形成创造条件。按照《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所说的那样,要从清除学习“智障”开始。从最近重庆千名处长“大挪窝”的实践来看,轮岗交流是清除“智障”,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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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咨询公司(GRANT THORNTON)的调查显示,中国商业领导人的压力是世界最高的,中国大陆经理人中有76%感觉紧张有压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当属“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在寻求扩张、保持管理本色、选择治理模式上莫不如此。而公司治理模式的“所以有”,不仅是指传统文化的神韵,更是指当代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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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鹿一落在人手中,面临着被亨小鲜的命运,总时时刻刻想要逃走。其实,在山林间,上有鹰鹯,下有虎狼,何尝比在人手里安全。逃是死,不逃也是死,这是野鹿的一个两难问题。鲁迅先生提供的选择,还是逃。因为鹰鹯虎狼之于它们,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而人类擅长于哼哼的了,野鹿在在人手里被吃之前,还先得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很是麻烦。所以还是作逃的选择好,叫做害中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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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工资涨幅落后GDP再次得到确认之后,有专家最新透露的《工资条例》拟将职工工资增长与当地CPI挂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不少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并承诺要使居民收入每年增长15%左右,或者几年内翻几番之类,都可以视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翻版。如果说工资涨幅落后GDP让人泄气,工资增长与当地CPI挂钩让低收入者同样高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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