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提供高品味平台

在助异中还应当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涉世不深或者没有进入一定体制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没有实现自我大异不是因为没有志向，也不是没有努力，而是没有合适的机会，难以出彩。脱颖而出的典故告诉我们，只有把锥子置于一定的“布囊”之中，它才有可能论及脱颖而出。因此，助异不仅要乐见被助者出彩，而且应当在其出彩之前，努力为其提供一定的机会，以适当的平台为体制外人群提供“舞台”是十分必要的。

贵在优化生态思维

在创新经济中，“平台”是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而受宠的。这种商业模式中所包含的生态思维具有可贵的公益因素，客观上符合新大同的发展趋势，足以对此起到助推的作用。比如马云在谈到菜鸟物流与快递公司的关系的时候指出：“快递公司越成功，菜鸟越成功”，在成就众多中小企业和创业者中成全自己等等。这种将自己的胜出寄托在便利于别人脱颖而出的良性循环或者正相关，可以称之为助异的生态思维，值得提倡。

以多元化的平台突破体制窠臼，有助于将出彩的机会提供给更多的被体制边缘化的人群。互联网的开放性带来了加盟的开放性或者自由结合的便利，可以形成多种多样的平台，提供更多更方便的参与渠道；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们来说，其中总有一个平台更利于特定的人群表现自己。一方面，这需要帮助没有机会脱颖而出的人们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另一方面，在官本位体制下金字塔结构中，机会离不开体制的支撑，即使是“海选”也是如此，只有提供相应的平台才能为更多的人成就梦想，否则只能让他们遗恨终身。东汉二百年间，据传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名列第一。其志向是“致君尧舜”，辅佐最高的统治者建千秋功业；然而他一生仕路不亨，生前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这主要是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高层统治者没有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其思想为当时的体制所不容。假如在今天，他就有望在自己风华正茂时成为某一平台的“网红”。

然而，如果把平台理解成“网红制造机”，那也有炒作之嫌；平台的生命力不在于炒作流量、排行榜，而在于服务。这里所说的服务，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筛选，而把筛选权交给第三方，根据独立体验自主做出。难怪马云认为，“未来30年已经不是力量的竞争，不是肌肉的竞争，甚至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服务别人能力的竞争，而是体验的竞争。”这样既能增加平台的客观性、权威性，又能促进脱颖而出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真正推出自我大异的成果并能与天下对接。当然，这种对接的收获应当主要由相继实现自我大异的人们享有，同时可以给平台带来相应的回馈。如同腾讯并不拥有微信平台上公众大号的所有权，但是公众号文章的阅读量会推动微信平台的繁荣；亚马逊Kindle不做内容出版业务，但是优秀出版商的电子书籍下载量会惠及Kindle产品的号召力。

生态思维贵在平台服务中提升自我净化功能，谨防鱼龙混杂。平台的多元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固然有助于为更多的人提供出彩的机会，从而形成自己所需要的生态链；但也带来了对该生态链条健康维护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防止该链条与其它链条引发冲突。譬如对业已存在的体制而言，既能拾遗补缺，又相辅相成；但决不能悖离主旋律，或者在主流价值观上在体制之外另搞一套，搞成了“三体”。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该链条的出现引发新的异化问题。比如防止被不正当的利用，把平台作为圈钱、吸金游戏，产生沉迷、过度依赖等等。如果把自我大异搞成了怪异、另类，甚至以丑为美，就会把人们引向邪路。这如同生态平衡与自我净化功能一样，平台生态也需要加强自我监管，切实负起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重信用，讲信誉，挤出流量、排行榜之类的水分与杂质。

需要指出的是，特定平台的生态思维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为了局部生态的维系以有害于整体生态为代价。如果说“让美国再次伟大”意在改善美国生态，但是其逆全球化的搅局给相关国家增加了负担，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那实际上是有损于美国形象的，是在透支其国家信用。利用生态的某种脆弱性囤积居奇，那不是助异需要的生态思维；反过来说，生态思维本身也需要优化。如果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一种庇居思维，那么生态思维的优化就应当提倡这种庇居思维，而不是利用某种“刚需”趁机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