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信心:校正极端化思维
2024-08-19 1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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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信心:校正极端化思维

张华强

公众微信号《商坛论衡》

持续三年抗疫,当新冠肺炎终于成为过去式,“报复性消费”曙光初现的时候,颇为郁闷的经营活动历经一段压抑本来需要释放,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番,而业界似乎有信心不足之虞;以至于舆论将提振市场信心列为2023年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其“妖”当与极端化思维作祟有关。比如,说封控就一刀切,说调整就“躺平”,忽冷忽热的反差让人一时难以适应。这种现象在企业经营中同样存在,亟需予以校正。

抚平极端化思维对信心的挫伤

经营管理中矛盾普遍存在,如果说矛盾的两方面就是两个不同的端点,那么站在一定的立场坚持一个端点或许难以避免。然而,坚持一个端点将其推向极端并且完全否定另一个端点,那就成了极端化;不仅如此,极端化思维忽左忽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使得别人无所适从,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在同样的受众面前了就失去了底气或者锐气,这不仅是自己信心受挫的表现,还会使得别人信心受挫。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我们不难看出各种层次的极端表现:小到将个人自由极端化,声称自己是美国籍拒绝受检;大到搞“病毒种族主义”,歧视受感染的人群。一边称国内的防治药品都是假药,一边称用辉瑞药就是洋奴。在企业经营的应对中也有极端表现,一边是经营受阻后马上停产、裁员,一边是趁人之危布局投机、“抄底”。疫情初起时,有一家颇有名气的公司积极收购其他黄金地段关门的门店,扩大连锁规模。当时赌的是疫情几个月就会过去,不料疫情连续跨年,导致其资金链断裂,又开始大量裁减。当然,在形势突变,需要当机立断时不能骑墙和圆滑世故,需要批评在价值观上模棱两可的中庸主义。但是如果出于对上逞能、对下逞强,而一旦事实颠覆认知的时候见风使舵,那就会让人大跌眼镜。

如果说种种极端表现出之于极端思维,那当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就不难看到,比如一边是“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言论指导下的强拆,一边是以自焚阻止强拆;安康怀孕7月的孕妇遭强制引产是极端主义,湖北老板开套牌悍马劫持殴打交警,持枪指其头部更是极端主义。从权力分配的角度讲,“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其滥觞。在企业管理中则多表现为单方面强调资本的意志,以及“只要由我来管,我就有理”的强势。有时候表面上是在代表企业的整体利益,强调制度与秩序,实际上是唯利是图,进也是维护资本利益,退也是维护资本利益。不惜以相关利益主体利益的牺牲或者减损为代价,不讲道理,没有逻辑,当然会导致是团队的离心离德。

一些习惯于极端化思维的企业家因疫情的跌宕而跌了跟头,那根子是没有真正尊重市场规律,高估了自己所具有的权、钱及其勾兑的能力。他们在疫情中的不如意并非完全是疫情的错,属于“人算不如天算”,应当反思投机侥幸才是,原来的“信心”本来就应当打掉。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年的疫情在拖累了经济的同时,也起到了遏制喧嚣的作用,使得一些惯于在经济粗放发展中浑水摸鱼者漏出了投机的底裤。随着经济节奏的放慢,掮客们一时腾挪不开,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真面目,更应当清醒才是。对于真正在市场一线辛勤的耕耘者而言,既不能被他们的极端化思维带节奏,也不能被他们的因为极端行为受挫而一时的踟蹰不前情绪所感染,正需要在实干中脱颖而出。

在格局提升中摆脱经济困扰

其实,真正的企业家不会让人担心其没有信心。有道是企业家天生就是有理想的乐观派,在面临经济困扰时能够给人们提供信心。如果说丰满理想面对的往往是骨感的现实,那么卓越的企业家也是在悖论中前行的,难怪有研究者将企业家称为“困扰经济模型的幽灵”。更确切的说,企业家是走出“困扰经济模型的幽灵”。当然,有理想更要有理性。对于不愿做投机主义者的企业家而言,摆脱极端化思维的阴影需要不断提升格局。

我们这里所说的格局提升不是指对某种道德或者道义的高地,恰恰相反,是在当人们期盼某种挑战尽快过去的时候能够把挑战当做常态。提升格局需要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并非关在象牙塔里受到天启而另搞的一套;需要放弃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否则就脱离了平常心。比如规定考试成绩必须保持99分以上,一次考试得了90分就怨天尤人。而且即使合乎预期了,又可能会不屑一顾,觉得这些目标过于容易,比如把赚一个亿当做“小目标”之类。这并不是说远大目标不重要,而是说要在阶段性推进中需要提供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端点,并且以此凝聚人心。在这中间珍惜所有的努力,包括将教训作为成功之母,避免求全责备。这样便于向理想目标逐渐趋近,不至于因现实的不如意而自暴自弃。

格局的提升不能老把企业家的重要性挂在嘴边,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应对新挑战的姿态。企业家无疑是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源,甚至是稀缺资源,但肯定不是唯一资源。在对“取之以道”的信赖与“定心丸”的需求之间,企业家应当体现出自己的格局与情怀。金融去杠杆、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新冠疫情等叠加影响,使不少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遭遇了严峻的生存危机;但这并不是专门和企业家过不去。社会是由多界别、多阶层构成的,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工作侧重点总会有所不同,有时候会强调共同富裕,有时候要强调国企的社会责任,似乎显得左一点或者右一点,企业家不至于心理脆弱到承担不起。面对各种超乎预期的新挑战的出现,企业家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也就谈不上什么信心坚定。

提升格局就是增加思维的维度,致力于进入与眼前似乎无关的竞争赛道。在既定维度里,极端化思维往往是在自由度受限之下进行极端选择,看起来很努力,但是在更高的维度里将会被轻松超越。业界把这叫做降维打击,表明彼此已经不在一个层级。就科技而言,元宇宙、智能化前景诱人,数字化挑战业已成为市场竞争的新维度,就是看谁能够率先超越同质化竞争的利益格局。而同质化竞争往往带有恶性竞争,极端化选择往往是在内卷。比如平台经济的弊端,就有挤占实体经济蛋糕的倾向。平台经济的平台之间也是一样,看到一个竞争对手就赶紧想办法把它整死,再不行把它收购了,非要搞成独一无二才罢休。甚至有莫名其妙的人身攻击,泯灭别人的信心,导致丧失逻辑,难免招致监管发力。

回归商业本质激活成功基因

就满足需要的使命而言,提升竞争格局与回归商业本质是一致的,同样需要校正极端化思维。比如在数字化挑战与“豆腐还是豆腐汽车还是汽车”之间,不能各执一端。在“2022凤凰网财经峰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认为,社会发展出现的好多“卡脖子”问题其实多是“卡脑子”问题。他认为,应对新的形势,有些事情完全可以通过常识解决。他所说的“卡脖子”,应当包括极端化思维的束缚。

事实上,再寒冷的冬日,也阻止不了生机从土壤中向上攀爬。在一些企业家信心不足的时候,别人不会等候你极端化思维中幡然悔悟,创新不会止步。比如数字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正在展开,民营企业家与其等待环境与政策倾斜优惠,不如全面拥抱数字化。否则等到疫情全面结束,所有的事情都回归正常了再重新入局,那就会失去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当然,创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不能指望自己的创新会得到三山五岳的让路。1492 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对探险家哥伦布说:“去吧,我相信你会带着黄金和香料回来的。我允许你以我们的名义去冒险,我也允许你失败。”由此可以看出,哥伦布即便有伊莎贝拉女王的兜底保障,假如自己没有迎接风险的信心,那也不可能发现新大陆。

校正极端化思维而回归商业本质,是相对于以人为本,以客户为中心而言的。从商业本质看,企业家的信心其实不是官方所给“定心丸”就可以成就的,需要建立在需求现实存在的基础之上。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就是要保持员工队伍的相对稳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极端用工模式很难与熟练工人保持心灵共振,难以形成所谓的忠诚度。疫情封控期间,市场上流传着诸多因工厂缺少订单,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返乡的新闻。而在封控放开,“抢来”海外订单无人可做就在所难免。临近春节,“劝人走”变成了“劝人留”,资本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难以产生感召力。这种坐享人口红利的极端做法意味着劳动者无力支付工作地高昂的生活成本,涉及到消费信心不足,也会使得企业家的信心失去支撑。

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那种抓住一次机会就可以保证跨越式发展的“信心”难免会坍塌;未来可期的信心贵在真正的价值积累。所谓真正的价值积累是针对“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极端模式而言的,比如共享单车。如果说其目标不是通过大家用车去赚钱,而是通过收集数据、然后卖数据来赚钱,那就过于极端。你没有从提供的主要服务里获得收入,那就意味着你获得的价值不够,很难让市场节奏随自己起舞。实际上,所有的模式创新最终要有消费者买单才有价值;而每一次经济下行都是优胜劣汰的过程,那些缺乏价值链支撑的冒进企业难免败下阵来,只有那些比较谨慎、现金流安全的,把内功练好的企业能够坚持到最后。否则,类似于在“风口上猪也能飞上天”的信心,往往经不住另一种极端出现的摔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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