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与“义无二信”

“钓鱼执法”与“义无二信”

张华强

同样涉及“钓鱼执法”的案例，在上海几经周折，交通执法大队的处罚被法院认定为非法；而在广州，法院却波澜不惊地支持了类似的处罚。真的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么？其实不尽然。对于不特定的驾车人，即使在偶然的搭载中收取了好处，也不能断定人家一直在非法营运。问题在于这种执法方式背后因为有利益驱动，执法者难以证明自己“义无二信”，如果是参与利益博弈的瘪三，在哪里都难以改善执法形象。

史料记载，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围攻宋国甚急，宋国派使臣向晋国求救。晋国痛快地答应了，并派出一个叫做解扬的义士先行一步，告诉宋国坚持抵抗，援兵随后就到。解扬在路上不幸被楚国抓住。楚庄王用重礼收买他，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向宋国传达相反的信息，让宋国放弃抵抗。解扬不答应。楚庄王再三劝诱，解扬才答应登上楼车对宋人喊话。不过令楚庄王始料不及的是，解扬却借机传达了晋君要宋人坚守待援的信息，宋国士气大振。楚庄王非常恼怒，要杀解扬，对他说：“你既然已经答应了我，却又违背诺言，快去接受你该受的刑罚吧！”解扬回答：“国君能制定正确的命令就叫义，臣子奉行国君命令就叫信，它承载著义而行。合乎道义不能有两种诚信，讲求诚信不能接受两种命令。君王收买臣下，就是不懂“信无二命’的道理。”楚庄王闻言大愧，将解扬放回了国。

打击非法营运是规范市场的需要，对于依法营运者来说体现了一种社会公正，合乎道义。作为基层执法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就叫信。但是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有了通过罚款而创收的任务，他们就等于同时接受了两种命令，要同时完成这两种命令而又坚守道义之信是很困难的。如果不能像解扬那样保持应有的气节，就难免会出现“钓鱼执法”这样的怪胎。反过来裁定“钓鱼执法”是否在坚守道义之信，就会因为有两种命令的存在而难以定夺。要么是自相矛盾，要么左右逢源，难免会出现“钓鱼执法”同样案件判决“打架”的乱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两种命令，不是两个国君的不同旨意，而是同一体制下两种不同的价值指向，同样使得执行者面临着义与利的现实选择，不可能在为利惑的同时又能坚持解扬那样的义举。

应当承认，义与利并非总是水火不相容。但是问题在于，当发出两种命令的体制试图利用“利”的价值指向来解决“义”的问题时，有可能反过来被别人利用。譬如楚庄王用重礼收买解扬，就是想利用解扬的贪欲放弃自己的使命，反过来却被解扬利用。等于在给解扬提供机会，甚至是在为他实现自己的目的创造条件。在“钓鱼执法”中也是一样，“钓鱼执法”的设计者或许确实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非法营运，并不想冤枉好人，但是因为有了利用经济手段解决执法经费之类问题的构想，经济手段反过来就成了部门利益可以圈钱的工具。体制内的执法者在解决经费的驱利性问题时或许还会顾及“义”，当它被委之于体制外时，“钓鱼”者反而会有恃无恐。当“钓鱼”的任务由“钓头”分配到“钓钩”那里时，“执法”的制约性早已被置于脑后，目标不再是非法营运，而是唯恐被“钓”者不上钩。

“钓鱼执法”的“钓鱼”一方其实也有其“信”，需要相互配合；但是因为其背后的“义”错了，越是守“信”，越是加大了无端被“钓”者寻求社会救济的成本。我们当然可以将责任归之于法治建设存在薄弱环节，但是应当明白，当“义”与“利”两种命令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代表社会公正的诉求试图用经济的手段解决问题，法治建设再健全也难以根除“钓鱼执法”之类的乱象。长期以来，利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医疗、教育等改革问题，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成为官场圭臬时，政策的落地“信有二命”，执行中“义有二信”，别有可图者总是有空子可钻。案发者总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根源也在于此。在重庆打黑中，有人担心打黑会影响经济发展，而支持者同样不敢忽视经济发展，认为打黑促进了重庆经济发展。这种诉求看似完美，却为新的涉黑事件的孽生埋下了伏笔，黑道上的“袍哥”不也在为一方经济而奔走么。

在“义”与“利”之间鱼与熊掌兼得当然是好事，但是当利益的分野壁垒分明，且存在利益分歧，尤其当执行者并非“义无二信”，唯利是图时，仅仅在“钓鱼执法”事件本身论是非难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并非“钓鱼执法”事实取证的见仁见智，而是因为判断事实的标准有两种价值指向同时存在，为“橘”为“枳”皆可指向橘。也就是说，要想克服“钓鱼执法”为“橘”为“枳”的尴尬，克服同时下达两种不同命令的做法更为重要。如果说决策者并非不懂“信无二命’的道理，对各种潜规则只是姑且试之；那么当事实证明“钓鱼执法”不能左右逢源时，就应该像楚庄王那样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首先不能以自己出发点正确代替使用潜规则的正当性，不能强加于人。其次不要以为潜规则的作用翻不起大浪，能够被自己所掌控。再次不能将错就错，为维护自己的颜面彻底背离原本正确的出发点。职业生涯一时的成败是暂时的，而体现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正义性才能深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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