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炒股的朋友告诉我,股市现在之所以低迷,是因为大家找不到方向感,本来利好的消息频出,也难以让人消除迷惑。在实体经济中也是一样。比如在温州连续发生几起老板“跑路”案例后,中央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这无疑属“利好”,却容易让人产生老板“跑路”倒逼宏观调控不得不有所松动,“跑路”跑对了的迷惑;反而闹得不知道自己是“跑路”好还是继续进行资本腾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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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调查情况公布,认定“7 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也可以称为管理领域里的一场噩梦。在这个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相当严密的系统中,查清事故原因并不难,难的是在管理的噩梦中真正醒过来。只有看到国企管理重点的错位,避免遭到科学管理的绑架,才能回归管理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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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长假期间,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姜昆和德云社掌门人郭德纲之间的“针锋相对”被坊间传为个人恩怨。其实,对郭德纲的相声是否“缺德”的回答早已超出了个人恩怨的范畴,在企业怎样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更不乏普遍意义。正如突破相声艺术发展的瓶颈,既需要艺术家的智慧又不能悖离德艺双馨的目标一样,管理智慧也不能在“缺德”中狂欢;无论是从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还是发生在温州的“跑路危机”,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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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民企在国际通讯设备业前沿的崛起,华为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其文化模式魅力的思考。华为的领军人物任正非却断然否认华为模式的存在,他认为没有华为特色的管理,只有实事求是的管理。在华为做了15年顾问的吴春波教授坦承,自己至今没找到华为管理的什么秘诀。然而这绝非说明华为在文化理念上没有追求;如果说华为的追求是对“上善若水”古训的践行,那么没有模式恰是一种“模式”,是一种似水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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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火锅连锁店海底捞的骨头汤以及饮料系冲兑而成被曝光,使海底捞陷入“信任危机”后,海底捞高管接受央视专访称:“工业勾兑是做大必由之路”,企业的做大做强成了食品饮品勾兑的正当理由。且不说工业勾兑是否合法或者违规,这种“必由之路”的说法显然混淆了技术、品味、诚信之间的关系,难道仅仅在技术上可行,替代品与原生态就可鱼目混珠?在《淮南子》本经论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企业做大做强必由之路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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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调查情况公布,认定“7 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也可以称为管理领域里的一场噩梦。在这个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相当严密的系统中,查清事故原因并不难,难的是在管理的噩梦中真正醒过来。只有看到国企管理重点的错位,避免遭到科学管理的绑架,才能回归管理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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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固然有融资难,税收、成本上升等因素,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与“所有者缺位”有关。笔者在一家民企进行企业文化调查的时发现,所有者缺位并非国企所独有,民企在成长的过程中同样会存在,表现为老板“不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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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们对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先生的质疑中,误把卢俊卿先生当成慈善家或者政治家,其实他是一位商人。如果说其女以24岁掌管“15亿项目”,出任“‘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可以被称为成为郭美美第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卢俊卿先生能否成为吕不韦第二。以从商而推出重量级人物,在当前或许是一个开始,这要从类似于“奇货可居”的资源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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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都在强调执行力,普遍认为执行力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管理者莫不注重打造执行力。如果说企业打造执行力无可厚非,尊重人才是关键;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是一个二律背反:既然是尊重人才,执行力就不是用来打造的,而应当由执行力打造管理者。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一书关于“因所有而并用之”的论述,在这方面就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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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兵头将尾,班组长常常为有责无权而感到两头为难,要求领导“放权”很难得到回应,而班组长的职责又不能懈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善于拿着鸡毛当令箭,因势利导,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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