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中所谓精英,不乏在追捧“概念”、炒作“题材”中起家者。除了刻意的低调,他们有时候按捺不住对自己幸运的喜悦,往往会在消费中以“品牌”进行炫耀;而更多的人则需要对自己进行成功者的包装,品牌则为必不可少的标签。其实,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我国西汉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淮南子》一书,就揭示了一些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题材消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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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认为企业文化是老板文化,然而一般员工和普通的利益相关者与老板直接打交道毕竟不多,企业高管在企业文化类型的选择和打造上的功夫往往要由班组长做最后的表达或者落实。于是,班组长表达就成了企业文化的神经末梢。班组长表达的质量如何,决定着人们对企业文化优劣最切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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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化强国”有待于企业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然而企业文化的口号和标语似乎不难提炼,难的是得到员工的共鸣。究其原因,这些口号和标语多停留在词藻上而没有被形象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西汉淮南王刘安在编纂《淮南子》一书时非常重视讲故事,把讲故事称之为“假譬”,藉此取得了经久不衰的魅力,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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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每看到业界将道家的“无为”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中,我均感到困惑:企业是要赚钱的,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家只当使出浑身解数,何以能“无为而治”?读了被称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的《淮南子》一书,才有所领悟。原来,道家的无为是在劝人无妄为,表现在在市场上就是不要搞不正当竞争。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企业内部不要搞不正当管理;反过来说,只要是在进行正当管理,那就可以进行“无不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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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民企在国际通讯设备业前沿的崛起,华为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其文化模式魅力的思考。华为的领军人物任正非却断然否认华为模式的存在,他认为没有华为特色的管理,只有实事求是的管理。在华为做了15年顾问的吴春波教授坦承,自己至今没找到华为管理的什么秘诀。然而这绝非说明华为在文化理念上没有追求;如果说华为的追求是对“上善若水”古训的践行,那么没有模式恰是一种“模式”,是一种似水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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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篇文章,称赞香港学者郎咸平是一位有良心的中国经济学家,暗讽大陆的经济学家不讲良心。其实,经济学家做学问,不关涉什么良心;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事关公平与效率,或者叫“做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这就不幸被言中,大陆经济学家的这类主张有自相矛盾之处,比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偏执。这很可能是难登诺贝尔经济学奖榜单的重要原因,就像两千多年前墨家之法被统治者废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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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军区某测绘大队下士小刘完成测绘任务,骑自行车返回途中,看到一位老大爷晕倒在路边,便积极施救,却被迫赔了其家人3千块钱。所属部队闻讯后找到目击证人,证实小刘原属见义勇为,替小刘讨回了公道。如果拿“主流良好”息事宁人,岂非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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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和实际控制人之间,既要合作又要相互博弈,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一种常态。在相互博弈中,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阴阳脸”往往使得原有的治理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又出现了新的治理问题。无论是达娃之争的阴阳合同还是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折戟沉沙,公司治理如果不能应对实际控制人自认为“不完美但是正确”的随机处置,将难以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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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前,江南大旱,当初对修建三峡大坝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被抬了出来,似乎真理果真在他们手里。然而,端午节过后,江南大雨,局部地区遭遇洪灾。这就不能仍然断定是三峡大坝储水所致。如果说三峡大坝储水是江南旱灾的原因接着又是洪灾的罪魁,至少在具体的灾情上自相矛盾;否则前者的推论就成了循环证明。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的唯物主义立场不彻底,其思维的缺陷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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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的同行王旭明写给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先生的公开信发出后,引发各界热议。这并非人们对新闻发言人情有独钟,而是对政府部门和大型、重点企事业单位诚信的一种叩问。如果说王勇平确属“临危上阵,之后的表现饱受诟病”,摆脱这种窘境的途径说起来并不复杂,从开诚布公做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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